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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新冠疫情，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人類的健康與動物的健康的關系密切。全球范圍內，對動物福利的關注也體現在政策、法規以及商業投資決策制定過程中。在食品、生物醫藥、生物多樣性保護等眾多領域，動物福利已逐步成為政策分析和制定過程中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2023年Science雜志發表了題為《動物福利:改善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方法（Animal welfare: Methods to improve policy and practice）》的文章[1]，文章列舉了那些在制定政策時需考慮動物福利的領域；指出現有方法在權衡人類與動物福利（及不同物種之間的福利）時存在的局限性；介紹了具有發展潛力的新方法及推動這些方法發展的建議。文章呼吁人們在制定政策時能關注動物福利因素，并鼓勵跨學科合作加速量化動物福利方法的發展。下面對該文章主要內容進行介紹。

一、 需考慮動物福利的政策領域

首先，某些健康和生物醫藥領域的政策在制定時需考慮動物福利。“同一個健康”[2-4]框架就旨在改善人類、動物及其共享環境的健康。例如，發生人畜共患病疫情時，政府機構必要時會通過捕殺涉疫動物以減少人畜共患病的傳播。澳大利亞就曾通過捕殺蝙蝠以減少亨德拉病毒對人類的威脅[5]。此時就需要在人類面臨疾病的風險和對動物的傷害之間找到平衡點，充分考慮捕殺的依據、范圍、數量以及方法。與健康相關的另一重要領域是動物疾病模型的使用。開展動物實驗之前進行“傷害-利益分析”（Harm-Benefit analysis）已成為共識，因此必須先衡量研究對動物福利的損害與其預期價值孰大孰小，再決定是否開展該研究。

除此之外，以下政策也涉及到動物福利：農業的可持續集約化旨在不增加投入或土地使用的情況下提高農業生產率，但多種集約化飼養方式對動物福利有負面影響；畜牧業造成的巨大碳排放量也是在制定抑制地球變暖政策時須考慮的因素；某些國家已推動阻止低福利動物產品進口的政策[6]，此時要回答“為提高動物福利而降低經濟效率是否合適?”這一問題需要有量化動物福利的方法；新西蘭的“無捕食者新西蘭”(Predator Free，NZ)計劃旨在消除該國所有非本地捕食者，由于其采用的某些野生動物控制方法嚴重損害動物福利而引起激烈爭論。分析和制定以上政策時，均需要量化動物福利。故文章后半部分的重點集中在如何開發及改進量化動物福利并納入政策分析的科學方法。

二、現有方法及其局限性

自1965年“五大自由”（Five Freedom）被提出以來，以下兩個問題成為了動物福利科學探索的焦點：一是確定哪些因素會對動物福利產生負面影響，如將動物圈養在籠子或圍欄里或限制它們從事某種自然行為；二是制定減輕這些負面影響的策略，如如何為圈養動物提供更豐富、可供選擇的環境。在探索過程中，人們獲得了大量關于動物的需求及如何改善它們福利的知識，這些知識也被用于評價動物福利。澳大利亞動物學家Mellor從營養、環境、健康、行為和心理狀況五方面評估動物福利，被稱為五域模型（Five Domain Model）[7]。實際應用中發展出的針對這5個方面的評分細則，在歐洲被廣泛應用于農場動物福利的評價。生活質量框架（Quality of Life framework）[8]通過評價動物福利在從非常差到非常好范圍內的哪個狀態，評價動物是否過著值得的生活（A life worth living framework）。

但遺憾的是以上框架不能回答如何制定政策的問題。首先，它們無法衡量和比較不同影響因素對某個動物福利影響的大或小，即使針對同一物種也無法全面判斷某一政策的好與壞。如在集約化禽類飼養場中，讓雞以正常速度生長（現代農業往往會加速雞的生長速度）可以降低雞龍骨突（禽類骨骼的特殊結構，為胸骨腹面正中的一條縱向脊狀突起）骨折的發生率，但這會增加了雞在密集禁閉環境中生活的時間。人們如何在讓雞遭受骨折的痛苦和在糟糕環境中生活的時間之間進行選擇?再比如從籠養雞到非籠飼養的轉變（預計2030年，無籠飼養系統將成為北美和歐盟國家主流）[9]使得雞可以自由行動，但不可避免的是傷害性啄食的發生率增加從而導致更高的死亡率。為了讓雞獲得行動自由，死亡率低于多少是可接受的?以上問題均是在制定政策時需考慮。

其次，這些方法無法比較某項政策對不同物種（包括人類）福利影響好或壞的大小。例如為了增加養殖或野生動物的福利人類可能須付出一定代價（如經濟代價），付出多少經濟代價是能夠承受是制定政策時納入動物福利考量的主要障礙。因此亟需一種能在單一尺度上評估某項政策對人和動物(或不同物種之間)福利凈影響的方法，這將使物種內或物種間福利比較成為可能，是福利評估方法面臨的新挑戰。

三、下一代方法的開發和發展

鑒于回答上述政策問題的重要性，研究人員在不斷地嘗試和開發新的方法。一類方法側重于以人類為中心，如運用經濟學方法調查和研究消費者在消費肉類或蛋類產品時愿意付出更高價格購買那些動物福利標準相對較高產品的意愿[10,11]；另一類方法試圖給出不同物種的福利潛力（welfare potential）。福利潛力是指衡量某一物種生活好壞的程度，這種衡量可基于某種神經細胞的數量，或基于人類經驗或科學研究發現的不同物種的某些能力(見圖1)。有研究人員提出將前腦中的神經元計數與福利潛力聯系起來[12]，從而得到每個物種的單一分數，用于進行物種間福利比較。還有研究人員提出通過匯總多種能反映動物福利潛力的指標以得出某種動物總體的福利潛力得分[13]，如考慮到物種之間的差異，包括認知能力和社會性程度等差異，豬可能比蟒蛇更能感受到痛苦[13]。盡管使用這些方法須謹慎并考慮到更廣泛的道德、法律和政治因素，但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是有價值的。

圖1  繪制動物福利的指標

該圖列出47個潛在的動物福利指標，可針對這些指標進行評分、加權和匯總，從而評估某物種的福利潛力。根據已有證據（左圖），不同的彩色表明某一物種有該指標所描述的能力的可能性大小。簡單的方法是賦予每個指標一個二進制(是或否)評分，并對它們進行同等的權重：“是”分數越多的物種，在跨物種比較中就意味著有相對更大的福利潛力(右圖)。但事實上我們需要更復雜的評分、加權和匯總方法。

注：圖中的47個變量分別為:1-厭惡味覺行為，2-基于獎勵的學習，3-焦慮樣行為，4-恐懼樣行為，5-靈活的自我保護行為，6–使用止痛藥后的反應，7-父母樣的關懷，8–筋疲力盡樣行為，9–與疼痛相關聯的學習，10-自我治療，11-在相關情況下優先考慮疼痛反應，12–學習緩解痛苦，13-玩耍行為，14-母親對后代遭受痛苦的反應，15–評價行為，16–疼痛對探索性行為的影響，17-痛覺過敏，18–驚慌樣行為，19-抑郁樣行為，20-社會困境, 21–轉移行為（動物在沖突或戰斗場合下，由于攻擊與逃避兩個相反的沖動不分高低的矛盾狀態下而誘發的另一種攝食或筑巢的行為），22-孤獨樣行為，23-幫助行為，24-無聊樣行為，25-情緒傳染，26-痕跡反射與疼痛，27 -對學習的情緒反應，28-厭惡樣行為，29-友誼樣行為，30-感覺和情感分離，31-好奇樣行為，32-快樂樣行為，33-創傷后應激障礙樣行為，34-救助行為，35-發聲游戲，36-有死亡的概念，37-尷尬樣行為，38-羨慕樣行為，39-內疚樣行為，40-嫉妒樣行為，41-喜歡和渴望分離，42-表達愛的行為，43-哀悼樣行為，44-驕傲樣行為，45-悲傷樣行為，46-羞恥樣行為，47-同情樣行為。

四、建議

最后，文章就如何促進這些方法的發展和應用提出四點建議。

1.促進跨學科研究：目前福利經濟學家、經驗主義哲學家和動物福利科學家都已著手研究定量估算不同物種福利的方法。但還需要更多領域的研究人員包括比較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人口生物學家等之間的深入合作。

2.優先考慮與福利相關的可測量指標：為了實現物種間的比較，我們需要掌握更具體的能代表動物福利潛力的指標。這些指標需要足夠細致，但也要足夠普遍，以適用于多種物種，從而可以做出全面的分析。比如止痛藥能在多大程度上減輕動物對有害刺激的反應。

3.考慮到可能存在的重大分歧：在制定涉及不同人群福利的政策時常常要權衡不同人群之間的利益，此時會假設實際中可能存在重大爭議。以此為參考，將動物福利納入政策決策分析工具時，也應考慮可能存在的分歧，如不同利益相關群體對于人類和動物福利的相對重要性以及不同物種動物福利的相對重要性上就可能存在重大分歧。因此，研究人員需要開發透明度高的方法，使所有利益相關者能夠認可基于此方法上制定的政策是可靠的。

4.呼吁政策分析時考慮動物福利因素：盡管動物福利很重要，公眾也很關心，但長期以來在制定政策時它往往被忽視。但必須認識到今后它將很難被忽視，因為人類的很多行為都會對動物產生影響[14]，且更多人對待動物的態度已轉為保護動物。因此作者在呼吁政策分析時考慮動物福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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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鏈接：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410843